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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80%的收益率购买俄罗斯债券,就是在玩一种道德风险游戏,不过这一次，那些投资者赌输了，最终是俄罗斯宣布无力清偿债务。
也许我们真的无法用之前的逻辑去判断，为什么美国和IMF放弃了俄罗斯，从政治角度考虑要更切合实际,或者说，放弃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这促使美国没有去拯救陷入债务危机的俄罗斯。
一个结果是，这导致了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而这又使美国面临选择。一个公共问题是，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资产的强制清算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害?通常情况下，政府不应当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困难感到忧虑,但如果形势对金融体系构成了威胁，在各种坏选择中某种政府行动可能是最好的。鲁宾说，没有人想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和投资者,但是也有人担心,对如此巨大的头寸进行清算可能导致市场的整体性动荡.如果这一对冲基金的债权人,大通、花旗、高盛,等和其他许多公司,都在同样的下跌中卖出,整个金融体系就可能陷入僵局.由于信心受到损害,企业和消费者获得借贷更难、更贵,其影响也会溢出到实体经济中。
最终的解决方式是，美国纽约联储总裁召集大型投行开会，14家巨头自己去商议如何解救危局,最后40亿美元注资使其获得喘息机会,以更有秩序的方式出清头寸。鲁宾说，他并不认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可能带来整个体系的动荡，但在当时的总体市场和经济情况下，他以为这些忧虑以及联储的行动都是合理的恰当的。
不过，如果以这次次贷危机为样本，也许我们会发现，在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为杠杆过大而失败,在这一次的次贷危机中，对于杠杆的运用并未见得更加审慎,甚至这也是很多机构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尽管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案例中,美联储以召集开会的方式而非直接投入资金避免了更大的争议，但是我们还是会发现,10年过去，美国并没有一套好的机制避免类似的问题再度出现，这也使得政府在是否要出手的问题上面对指责,但是却无力挽回。
当然，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寻找应为此付出责任的人和机构，但是当危机当前，似乎一切的所为，都只是为了如何避免陷入更大的危机，至于分清责任，这或许只是未来才可能要去解决的问题。问题也在于，当危机不再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耐心去追究过去，或者为了防范下一次危机而动用更多的管制,乃至其他。这也是对于此次美国政府的救助始终存在异议的原因之一。
在《沸腾的岁月》一书中,1970年的大崩盘,也迫使政府出面救助。当时美国大约有股民3100万,1969-1970年,美国两大证券交易所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损失大约超过 3000亿美元,在此期间,纽约股票交易所成立了一个特殊委员会，被称为危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设立了特别信托资金，向财务陷入危机的经纪商提供救助，也向出手收购问题公司的公司提供补偿。
纽约交易所是一间会员制的机构，他并非政府机构。即使如此，有一些华尔街人,过去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去救那些问题公司是不值得的。他们认为，应该让那些问题公司破产,这样，他们所制造成的屠杀将清洗华尔街,导致政府接管,从而打击华尔街的傲慢,使它走上正义的道路。
这正如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救市法案获得通过，也并没有平息所有的争议。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争议。甚至确实,在这样的救助之后，无可避免道德风险,但是，所有的逻辑起点依然是,如果确信不救助的结果,可能是系统性风险,那么当政者就可能宁肯背负道德风险,而不愿意看到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事情一般是很难做事后评价的。因为谁都不知道,如果不采取行动是否真的产生最严重的后果。或者说，没有人真的敢于拿系统性风险做赌注。行动可能是在充分评估之后才做出的，但是没有人真的知道，如果不行动,后果会怎样。也许,如果1970年的时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出面去撮合种种并购并提供担保和资金，美国股票市场也不会崩溃.但是事前谁能如此断言?而且，即使事后,如何去评判救助本身带来的效果，也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金融市场有时候就是一个信心问题,当信心不在了的时候,有多少钱都没有用。这使得事后对救助成本的评估,对效果的估算就更困难。也许没有花那么多钱,但是你不能反过来说，一开始就不用准备那么多钱。
而从更广泛的案例来看，权衡系统性风险与道德风险的准绳,或者说在决定行动与否的关键判断上，天平最终倾向哪里,是要看国家利益所在。你当然可以说那是华尔街的利益，是金融寡头的利益，但是你又如何能将这些利益截然分开?没有人赞同将这些贪婪的巨兽解救出来,但是如果这些巨兽死了,整个市场也就完了。当然,你可以问是否监管者吸取了足够的教训,是否在某些方面做了有效的改进，但是这是后话——这只是说,我们花了钱,是否可以买到足够的教训并且将这些教训变为对未来的某种保证。
所以,美国的逻辑是一贯的，无论你认为决断是对还是错,救墨西哥的时候如此，救股市的时候如此,救华尔街的时候也是如此。美国自身的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且，这种利益也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也包括外交甚至包括政治利益,包括其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当我们去判断风险,去判断是否值得的时候，应该学学美国。
中国也在争论救市与否。如果从现在来看，如果我们确认股市问题不单单是股票指数涨跌这么简单的话,就应该明白，没有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会任由市场像自由落体一样坠落。市场的坠落与崩溃同样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并且传导至实体经济。因为这些市场不是完全隔绝的。一方面信贷在紧缩,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基本失去了融资功能，但是总体上我们又希望发展直接融资,减轻银行为企业融资所承担的压力。但是客观来看，我们的政策就是一方面将银行这条路堵死了，信贷额度管理，按月进行控制；另一方面,企业直接融资方面，股市也死了,就剩下债市。但是债市容量还非常小,企业债不过每年1千亿的规模,而且还多半是大企业，结果就是民间金融和借贷疯狂——这其实是政策逼出来的。
问题是,这一切政策行为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如果作为经济主体的中国企业都陷入困境了,这个经济还怎么保持活力？而当没有实体经济的繁荣支撑的时候，股市的繁荣就彻底的失去了基础。尤其是,我们面对的外部世界几乎已在衰退的边缘.这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救市政策迭出，市场信心仍然不足。
很多评论说,如果中国政府再救市就证明这个市场还是政策市。其实，任何一个市场都难以摆脱政策市的影子，只不过要看是什么政策。政府当然要慎言市场高低,而且确实不应该以点数为调控目标。但是当眼看着市场崩溃可能出现的时候,还把自己当作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只能说是领会错了意思。正如鲁宾所说，市场不是万能的。我们当然是真的希望，政府从建构一个更完善、更有利于市场发挥的角度去做基础的工作,但是这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中国市场已经十多年，还是一个不完善市场,还在为建构良好的市场基础而努力,我们不能指望几天几个月去完成这个进程。如果这样，我们岂不是只能推倒重来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使我们眼看着那些我们并不喜欢，甚至反感的炒作者因为政府出手救市而获得很大的利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即使既得利益者赚了,解套跑了，我们也仍然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接受的只能是鲁宾所说的那个“最不坏的选择”。除非我们敢于相信，即使再跌,这个市场也是孤立的,不会影响到经济的任何层面，我们就是要将那些家伙逼死了算,但是谁敢说,谁敢做?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要接受那个“最不坏的选择”,而且要更快的行动,比市场预期你能做的更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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