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逻辑是一贯的，无论你认为决断是对还是错,救墨西哥的时候如此，救股市的时候如此,救华尔街的时候也是如此。美国自身的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且，这种利益也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也包括外交甚至包括政治利益,包括其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当我们去判断风险,去判断是否值得的时候，应该学学美国。

　　其实，任何一个市场都难以摆脱政策市的影子，只不过要看是什么政策。当眼看着市场崩溃可能出现的时候,还把自己当作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只能说是领会错了意思。即使我们眼看着那些我们并不喜欢，甚至反感的炒作者因为政府出手救市而获得很大的利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即使既得利益者赚了,解套跑了，我们也仍然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接受的只能是鲁宾所说的那个“最不坏的选择”。除非我们敢于相信，即使再跌,这个市场也是孤立的,不会影响到经济的任何层面，我们就是要将那些家伙逼死了算,但是谁敢说,谁敢做？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要接受那个“最不坏的选择”,而且要更快的行动,比市场预期你能做的更多的行动。

　　华盛顿时间10月3日，美国众议院以263票赞成，171票反对通过了2008紧急经济稳定法案(EESA)，这项救助法案允许美国财政部动用7000亿美元购买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帮助这些机构走出危机。为此，美国国债限额上限也将相应提高。

　　从几天前以微弱多数(228-205)遭众议院否决，到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这项计划经历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美国股市也随之起起落落。这项计划刚刚进入实施阶段，金融市场动荡依然,这对市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不过，观察这项救助法案通过前后的争议，乃至过去几十年中美国面对市场危机时救与不救的争论，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同样是很有价值的。

　　这项法案从一开始就争议甚多。这些争议是之前美联储以850亿美元救助AIG 的延续。美国国会一直认为，这个法案意味着纳税人要为华尔街的错误买单,被视为“对华尔街的拯救”。或许正因为如此，当美国财长保尔森拿着两页纸的内容向国会要求授权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自始自终，美国政府一直坚持，这项计划的重要性在于，阻止金融系统的危机蔓延至整体经济中去。这是救市计划的逻辑起点。以美国财长保尔森为代表的政府官员们认为，一旦华尔街崩溃，必然殃及整个金融体系，随之而来的是企业无法获得贷款，购房者不再可能获得信贷支持，美国实体经济也将无法避免可能的衰退。

　　在这个过程中，122名美国各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否决这项议案，他们在这封公开信中阐释的，实际上也是这场争论的焦点所在。这封信表达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它的公平性。这个计划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给投资者。投资者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去创造盈利，需要能够承受损失。并不是每一个商业的崩溃都会影响系统的风险。政府应该确保一个功能良好的金融业，并能够给一些信誉良好的借贷者贷出贷款，如果没有救援计划的话，很多投资者的和机构的选择被证明是非常不明智的。

　　第二,它的含糊不清。新机构的任务和监管都不清晰。如果纳税人从问题卖者那里购买了一些非现金资产或者是不透明资产，购买的时间，场合，和方法都应该之前说的非常的清晰，并要在以后谨慎的监视。

　　第三,它的长期作用。如果计划开始颁布，它的作用将会影响我们整整一代人。尽管我们现在正在面临困境，但美国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民间资本市场曾经带给我们国家无法比拟的繁荣。从本质上讲，为了使短期的崩溃中止，而弱化这些市场是非常短视的。

　　实际上,第二条更像是技术层面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此不做详细解说。而第一条和第三条，则真正代表了怀疑和反对者的理由。

　　简单地说，第一点实质上是说，犯错者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而不能让纳税人去买单。无论是投资者或者机构,他们本来面对的就是一个风险市场,他们要在风险中决策并且承担相应的损失。没有理由他们赚钱的时候可以盆满钵满，一旦损失，就需要纳税人整体买单。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个救援计划,既然很多机构和投资者之前的选择是不明智的，那他们就应该为此承担；第三点延续了这种怀疑，担心如果这样做,那么由此可能产生的整体影响。一个是道德风险。另外则是对于其市场基本格局发生变化的担忧。因为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繁荣的根本，是一个有创新的资本市场,这也是动力之源,而救助计划将大部分机构重新国有化,这可能对经济活力对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

　　可以看出，经济学家的立场更侧重于法案的公平，这种公平包括技术层面的，或者说程序公平，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影响——不仅仅是这一次花了钱如何，而是对未来投资者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如何。

　　而美国政府,乃至支持这一法案的人，他们的出发点，或者说观察理解这一事物的角度，也很有意思。你也可以说，他们是着眼于长期的，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对短期崩溃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使整个经济都陷入危机中，美国经济可能难以避免衰退。可以认为的是，美国政府也不是没有注意到所谓的道德风险。之前，保尔森在雷曼和AIG 之间的取舍，大体我们能够看到那种艰难。

　　但是判断的前提可能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单个商业的崩溃会影响系统的风险。诚如那些经济学家们的说法，并不是每个商业的崩溃都会影响系统的风险,但是,在什么情况下这种风险可能出现，并且如何判断这种判断本身的对错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在那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些机构，无论是雷曼或者AIG的倒下，都不大可能引起系统的风险?如果这些经济学家也相信，一旦AIG或者再加上几家大的投行的倒下，将可能危及美国的经济繁荣,那么，他们是否还会反对这样的救援计划呢?

　　英国金融时报曾就这个计划发表了一篇社论。在社论中，也曾这样发问：“为什么纳税人应该拯救腰缠万贯的银行家？我们应该强制他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不过社论提出，”我们还应当问，纳税人出钱支持银行系统，是否能够从中直接或间接地获益？”社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银行系统濒临崩溃，而崩溃将给普通百姓带来悲惨的后果。盈利企业和信誉良好的消费者将受到损害。成功的救援将可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甚至有微小的机会让纳税人从中获利。这就是救援的理由”。

　　法案最终通过是妥协的产物。国会在提交表决的正式法案中，也特别添加了一些附加内容，如对购房人利益的维护，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对财政部购买不良资产行为的监督机制,并且特别提出，对于那些做出错误决策的金融机构监管层,法案不允许他们在把不良资产倾倒给政府后，拿着数百万的奖金离开；参与计划的公司将失去一些税务方面的利益，并且要限制对管理层的支付,限制所谓的“金色降落伞计划”。

　　如果拉长视线,我们会发现,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并非第一次遭遇这样的选择，也并非第一次面对类似的争议。美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权衡,给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角度。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墨西哥比索危机(1995-1996).

　　鲁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之初,就遇到了墨西哥债务危机。当时，他建议克林顿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使其避免货币和经济崩溃。这当然也遭到了美国国会的反对。不过从鲁宾本人的自传《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救助逻辑。

　　在鲁宾包括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看来，不迅速救助,危机对墨西哥的直接而长期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不过美国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重大利益面临风险。

原因是,美国是墨西哥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墨西哥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比索崩溃,大规模失业,意味着许多美国公司和工业将受到损害,墨西哥非法移民增多(当时估计是增加30%),非法毒品的输出也将增加。由此在发展中世界导致的连锁反应——投资者不断抽逃在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也将影响美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美国40%的商品销售往发展中国家。美联储当时预计,在最坏的情况下，墨西哥危机以及其可能的蔓延,将会使美国的增长率下降0.5%-1%。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墨西哥也被看作发展中国家改革的榜样，鲁宾认为,这一榜样的失败，也将会给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造成沉重的打击。

　　而且，也有其他的风险。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如果干预失败，就意味着美国信用的损害，美国纳税人的几十亿资金无从偿还。如果试图援助墨西哥而没有成功，在将来发生危机时,美国提供支持的效用就会降低；而即使干预成功,帮助墨西哥稳定了局势，就可能面对道德风险——投资者由于在墨西哥没有受到危险后果的影响,下一次可能对类似的危机就不会给予足够的注意，或者仍然希望官方干预.这将可能起到鼓励投资者在将来再次犯同样错误的作用。

　　面对这些可能的后果,鲁宾的思路是,在这种形势下，所有的决定都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潜在可能,而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坐视不管的危险是墨西哥出现严重的经济困境,并蔓延到新兴市场,使其发生衰退,进而对美国的增长和繁荣造成打击；采取行动的危险是，如果失败,会潜在的危及数十亿美国纳税人的钱,如果成功，则带来道德风险。

　　不过他认为，尽管帮助某些投资者会产生负作用,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把墨西哥从危机中拯救出来。总而来看，不采取行动的风险比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危险更为严重,因为这是一项最不坏的选择.并且他们认为，应当拿出的资金，其数额要远超过认为实际所需要的。

　　这项计划在国会产生的反应与今天差不多。国会议员们怀疑,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向美国输出毒品的非法移民的国家,并且救援还会使华尔街受益。一些议员说,这个建议的实质是把华尔街和大的投资银行赎出来，并要鲁宾回到华尔街的朋友那里去,“告诉他们自己的事要自己担,不要要求美国纳税人帮忙。”

　　这种指责与后来保尔森遭遇的几乎一样。鲁宾任财长前在高盛担任领导人，而保尔森也曾在高盛集团担任CEO。就这一点来说，保尔森与鲁宾可谓同病相怜。

　　最终，美国财政部动用了自己的汇率稳定基金,这一基金经过国会批准而设立，但是动用这笔资金却不用通过国会的再次批准和审查.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种关切再次出现。鲁宾也对事件涉及的利益进行了分析。而关切之一,仍然是道德风险。

　　在鲁宾看来，道德风险有两种.一种与国家有关。大规模的救援计划鼓励国家盲目借贷或采取不合理政策。另一种道德则与放款人和投资者有关。比如说危机中的泰国,部分问题在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无节制和无约束的投资,对这些投资者的拯救,可能会鼓励放款人和投资者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更高收益时不充分考虑风险,并且可能破坏市场体系的纪律。

　　不过他的结论是：“重建稳定,避免这种危机危险地恶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重要性压倒了上述那种关切。”

　　实际上，抛开种种论理层面的考虑，美国的关注起点仍在于美国的利益。亚洲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这是美国不能眼看着亚洲衰退的一个理由；政治上说，在东南亚在韩国,美国都有重大的政治利益,从地缘政治出发,他也不能坐视自己的盟友倒下。

　　但是在此后,美国放弃了俄罗斯。当然按照鲁宾的解释,是因为在俄罗斯国内,那种无视风险,不愿意改革的寡头视力占据了所有的话语权，这使得再多的金钱都可能无法让俄罗斯趋势好转，反而成为他们利用国际新进入的资本吃肥自己的有一个机会。同时，他也提到了道德风险,因为当时很多人相信，美国不会让俄罗斯崩溃，不会让他还不起债务，很多投资者说,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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